今年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出口来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与经济的迅猛发展。从政府、企业家到一般民众都越发认识到，科技创新需要顶尖科技人才，科技英才的教育水平关系到国家的复兴和全民的处境。在此背景下，“钱学森之问”再度升温，培养杰出科技人才这个教育目标已经成为国人共识。
我们的教育系统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从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少年班”到2018年中央政府推出“拔尖计划2.0”，40多年来此类专注于英才培养的教育实践探索在争议和起落之中不断延伸。然而，究竟有没有必要专门开展一种特定的基于高度选拔的“英才教育”？还是应该致力于在原本教育系统中自然产生卓越者？人们不清楚拔尖创新人才究竟是“有意栽花”的结果还是“无意插柳”的结果。[1]这两种路径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
许多人推想美国的教育系统大概不存在刻意的英才培养，赢得“不那么费力”，事实真是如此吗？仔细考察可见，美国的顶尖才智精英并不是由广纳大众的教育路径所培养造就的，其系统中包容着一些设计精巧的科技英才教育路径。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基础教育也存在制度化的超前学习，例如中小学“跳级”和顶尖大学里的“少年”学生。
一、美国英才教育的基本局面
美国制度化地发展科技英才教育已有4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特别是1957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惊世之举激起了美国国防、科技与教育界强烈的竞争意识，政府决心通过选拔才智出众的青少年并赋予特殊强化的培养以赶超前苏联的科技进步。1972年，美国英才教育的第一份全国性报告《马兰德报告》发布，该报告不仅引起了美国对英才教育的重视，也催生了后续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美国各州政府也开始在公立学校中施行英才学生的教育项目。[2]
在美国政府开始制度化发展英才教育的同期，美国第一个英才教育中心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才教育中心（cty）于1979年成立。杜克大学的英才辨别项目（tip）、西北大学的英才发展中心（ctd）、丹佛大学的落基山脉英才搜索项目（rmts）等以其为范例先后成立，为资优学生提供测试评估和教育的服务。如今，美国的多所大学设有英才教育中心，累计惠及了上百万名英才学生。
美国的众多民间教育机构虽然不如政府那样统一步调，但它们资金来源稳定、建设路线持久、经验积累不断深化，其中的翘楚所具有的全国性的影响力和威望毫不亚于政府。所以，要观察美国的“少年班”，重点不在政府行为，而在非官方的大学项目。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英才教育中心是其中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项目，本文将以此为案例，深度解析其选拔与培养如何展开。
在比较研究中，讨论还将更进一步延伸。英才的孕育需要整个系统的协调，需要价值观念的容纳、社会的空间和实力的注入，而不只是一小撮人孤立的任务。由此我们特别关注美国的这类英才教育如何嵌入其整个教育系统中，如何与美国的大众教育路径共处而不相妨碍，为什么没有因为英才的选拔而把大众都卷入过度的学业竞争之中。
二、案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才教育中心（cty）的经验
（一）cty的缘起与发展
cty是美国第一个由高校发起建立的甄别和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早慧学生的中心，是英才教育领域的标杆。cty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斯坦利开展的“数学早慧少年研究”（smpy）发展而来。1972年，斯坦利教授正式开展smpy项目，对450名7—8年级学生进行数学或科学测试，并为他们提供加速课程。随后，smpy的规模逐步扩大。197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才鉴别和发展办公室（otid）接管smpy的运营事务，将其重命名为英才教育中心（cty），英才搜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测试内容包括了数理能力和语言能力，为更多早慧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4]在扩大的另一面，为了维持最高的选拔性，cty成立翌年设置了杰出英才项目（the study of exception atalent简称set），专门针对13岁之前sat数学成绩高于700分的学生，这批学生被称为“700mgroup”。
当前cty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下设的非营利机构。除了外展项目（outreachprogram），cty的大部分项目都不受联邦政府资助，主要靠捐赠和项目费运营。cty的使命是“帮助英才腾飞”（helpingtalentsoar）。目前，cty拥有超过165,000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以及多名美国再生元科学天才奖、罗德学者、麦克阿瑟天才奖等顶尖科学学术类获奖者。[5cty因其“英才搜索模式”（talent searchmodel）而闻名。我们将案例项目比拟为美国的“少年班”，因为它与中国的“少年班”一样具有这些特征：注重早期发现天赋才智，发现后给予特殊化培养，包括更密集、加速、拓展的教育注入和更高挑战的学业标准，并认可这些学生打破常规学制“跳级”，比同龄人显著提前进入大学等。美国的“少年班”何以成立？下面从选才与培养两个方面来具体说明其运作机制。
（二）精致的选拔
1.有效的粗筛与细筛
英才搜索项目的选才工具并不复杂，主要依靠美国基础教育广泛实行的学业水平统考分数（即标准化测试）。其原理是，首先将同年级的标准化测试成绩作为初筛的标准，然后用更高年级的测试来评估那些已然在自己年级测试中成为顶尖的学生。
cty已与美国约15000所中小学建立联系，每年9月，cty会通知学校，鼓励学校教师告知那些出色的2—8年级学生可以参与英才搜索计划。学校通常会找到达到标准化测试前5%（早期是3%）的学生，收到信息的家长和学生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6]随后，决定参与计划的学生需要参加比自己年级水平更高的测试，这样的测试能将原先成绩相似的学生进一步分层。根据已有的研究数据，普通的标准化测试呈正态分布，而让这些学业成绩突出的学生参加更高难度的测试，结果也会呈正态分布。[7]消除了原先的“天花板”效应，优秀学生不同程度的学业潜能被更为准确地识别出来。
研究证明了用高能力测试来鉴别英才学生的有效性，大部分参与英才搜索项目的7—8年级学生sat的得分能够高于大学入学的平均成绩。[8]cty英才搜索项目的细筛工具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参与不同种类的测试。2—8年级的学生均可参加scat（学校与大学能力测试）。scat测试原先仅为2—4年级学生设计，如今scat测试细分为初阶、中阶和高阶，不同年级学生选择对应的难度考试。
此外，5—8年级的学生可选择参加美国大学理事会举办的标准化测试。5—6年级学生参加psat（学术能力预备考试），该考试被视为sat的预备考试。7—8年级学生参加sat考试，对那些想要参加cty“杰出英才项目”的学生，选择考sat比scat更适合。除了上述考试，5—8年级学生还可选择参加stb测试（空间能力测试）。该测试适用于申请科学类课程，由cty自主研发，专门为培养科技领域的英才而设计。空间能力测试信度很高，已被研究证明能够辨别学生在数学和科学相关领域天赋，也能够预测学生在数学或科学相关领域课程的表现。[9]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少年班”选拔中也同样注重空间能力测试。
2.宝贵的考试机会
在美国，人们认同好的考试令人获得收益，就像好的教育一样，是需要受益者负担成本的机会。以上提及的各种cty项目都需要申请费和测试费（各项约40~80美元），参加一次3周的暑期项目需要约5000美元学费。和美国精英私立大学的办法一样，目前cty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会给予奖学金支持，理论上任何符合要求的学生不论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参加项目。
机会的门槛不止在于费用，还有文化资本。如何使英才教育项目避免成为“精英阶层”进一步拉开教育差距的工具？cyt在搜索学生时也会特意鉴别那些有潜能但是由于身边的教育资源很差或其他因素的教育差距而导致潜能发展受限的学生，为这些学生举办预备学术营，在数学、科学或语言方面给予密集的指导，由此这些学生也能够与其他学生竞争，未来进入顶尖大学。此外，cty每年加强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寻找标准化测试中得分很高但可能由于申请费用、信息匮乏、家庭与观念阻碍等因素而未被吸纳进天才项目的学生。就整体的天才搜索计划而言，约70%的学生来自公立学校，能够涵盖美国薄弱学校。[10]
转换视角，cty的筛选测试对中国又带来别样的启示。从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可见，美国中小学阶段名目繁多的考试并不被视作“学业负担”，而是宝贵的认识自我、发掘学业潜能、凸显自己才性的机会。美国中小学和家长普遍认可学生参加各阶段的“统考”，有赖于此，这些标准化测试得以不断成熟、科学、有效，建立起大规模的数据库，实现命题在信度、效度上的标准化。虽然中国自诩“考试大国”，但实际上不仅对待考试情绪复杂，缺乏尊重，近年来对“统考”和各类测试的抵制倾向愈演愈烈，制度上不注重培植专业力量投入命题工作，现代化的数据积累与研究匮乏，财力保障也与其重要定位不那么相衬。
（三）因材施教的细节
对天赋出众的学生而言，平时的学习缺乏挑战，浓度稀薄而乏味。cty的教育项目则为学生们提供了充分的挑战，并让他们在学业上树立了新目标。
1.多层次课程组合
cty的暑期课程是最为主要的品牌项目。在三周的课程中，学生深度学习某一科目，所有课程都是快节奏的、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在数学方面达到要求的学生可选择科学类课程，而在语言方面达到要求的学生则可选择人文社科类，若两者均达到要求的则可在科学和人文社科中任选一个领域。不同成绩、不同年级的学生将会上不同类型的课。
对于7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学术类课程细分为精深研究课程（intensive studies）和学术拓展课程（academic explorations）。前者属于加速促进，后者属于扩充延展。精深研究课程适合测试分数达到高级cty水平的学生，该分数段反映学生能力大约高于自己4个年级的水平。达到cty筛选分数线但未到高级水平的学生则可选择学术拓展课程，其门类与精深研究课程相似，只是内容比较宽泛。比如其代数课并不会像精深研究课程那样覆盖一整年的内容，而是传授一些代数思想和技巧，让学生了解该领域的概况。2—6年级的学生的课程模式类似高年级，但不根据成绩细分，学生用三周深入学习某一主题的课程，每天上课时间短于高年级学生，内容主要是学校中涉及不到的主题，比如推理演绎论证、飞行科学、古代世界等。此外，对于9年级及以上学生，cty还提供了公民领导力课程项目和21世纪全球问题项目。[11]cty课程层次分明，以学力分级为前提，以加速促进的精深研究为核心主轴，配合丰富多彩的学术延展课程，并使超前学习不那么单调孤立，适合灵敏而复杂的心灵。
2.个人化指导
暑期课程的生师比很低，始终保持在12—18名学生配备1名教师和助教。cty注重课程的学科专业性和教学专业性的双重保证。教师主要来自公立、私立学校以及大学教师、研究生、出色的本科生和相关领域的专家。这批教师不同于一般的中小学优秀教师，他们对英才学生的成长更富有热情和经验。
教师除了负责授课，在课程开始前会对学生进行具体评估，根据学生的成绩适当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尽力满足每一位学生的确切需求。课程进行一定阶段后，教师会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细致的评估，而不是给予等第，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以及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天赋出众的学生在各方面偏离平均值的可能性都更大，个性差异和心智发展的不均衡性也可能更强，[12]所以教师熟悉英才学生特有的学习经历从而积累教学指导经验非常重要。
cty对于项目中才智最突出的set学生，不仅提供个人学业咨询，包括学校和大学选择、暑期项目、课外活动等，并且帮助处理社会、情感、学业等方面的问题。
1.大学里的少年生
对中学生而言，有机会在顶尖大学校园里住宿生活、参与课外活动是激发学业成长的重要体验。cty暑期课程开设在名校内，精心设计了各种课外活动，使学生们充分感受大学的氛围。高年级中学生住在校内，低年级中小学生可以走读。
尽管cty的暑期项目课程内容不一定与大学内容课程直接关联，但是其整体的课程文化、生活体验已与理想中大学较为接近。尤其对于高年级学生而言，深度学习一门课程，体现了大学课程专业教育的特点；低生师比，与教师研讨问题、互动积极，也体现了大学研讨课和导师文化的特点。朋辈效应也起着作用。在暑期项目中，一群经过筛选天赋出众的学生带着各自不同的才能，修读不同组合的课程，相互学习、交流切磋，而不是相互竞争，形成了勇于探究超出普通人所学知识的高挑战性学习共同体。研究表明，这项暑期课程有益于提高英才学生的社交能力、建立他们的自信，学生们会与暑期课程的朋友继续联系。
2.回到自己的学校与家庭
在暑期项目之外，cty还致力于与学生家庭、学校协同育人。中心会给学生家长提供系统化的指导，包括详细的家长手册，建议家长在暑期项目前后有意识地与原本就读的学校沟通。暑期项目结束后，家长将在指导下整理学生的综合材料，提示学生的强项、修读课程的内容，供选择的教育计划等。凭借这些有意义的素材，家长与学校有效沟通，学生通常能够被允许在自己的学校中修读更高年级的课程或直接跳级，平时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学习cty的在线课程，甚至完成独立研究等。[13]调查显示参与cty课程的学生们比一般的资优学生更可能选修更多的大学先修课程（ap）。[14]
此外，对于弱势阶层学生，cty的外展项目将提供后续教育。这个部分因其公益性，得到了政府经费的支持。对于其中超常程度最高的“杰出英才项目”学生群体，教育者有意识构建英才的成长共同体，例如通过发布内部通讯刊物、举办set成员聚会、毕业工作的set校友担任导师，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15]
cty的案例中，特殊教育项目将孩子带离家庭3周，之后回归原本的家庭和学校，进而持续指导家长，与项目同学建立长期的联系。在国内类似的少年英才学生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有一些制度化的英才项目，但很少涉及系统的家长支援。国内的“少年班”通常将这些孩子较早地带离家庭，开始集体学校生活，但另一方面，家长极度珍爱“天才”子女，陪读和超常保护的行为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和学校之间容易形成张力。
然而，“人”的养成过程并不会因为较高的才智而自动跨越。一些青少年在数学、科学方面具有突出才能，这不应成为减少他们与父母、同龄人共处，获得寻常的情感与伦理体验和社会性发展计划的缘由，他们终究还得融入社会，为了其人格成长，在普通的家庭、社区和学校中生活、成长仍是宝贵的经历。比起带离家庭，家长支援和指导以及让罕见的才智个体找到同类，应成为英才教育的必要组成。
（四）项目的商业化与大众化
暑期项目的选拔门槛很高，成为英才培养的标识。与此同时，cty的家庭项目、诊断和咨询中心不设分数线，所有学生均可付费参加，具有鲜明的商业价值。近年来，英才教育中心的规模逐渐扩大。根据2003年研究者对6所美国英才教育中心的数据统计，当年约有24.9万学生参加英才搜索测试。[16]如今参加杜克大学tip的英才搜索测试和教育项目的学生每年多达45万。[17]
美国的此类非官方机构平衡了英才教育中公益性和商业性的两个面向，对于经过测试确认的学生，其教育立足于为社群（国家）育英，并使之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公益性更强，与政府的立场一致。而对于成绩不够未能通过检验但有意愿、有经济实力的学生，也能提供一定的教育机会，而这些收入又反哺公益性的教育工作。在这种机制下，两个群体并不构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而形成了良性的互惠。面对高水平的教育资源，育英主义和受益者负担成本的两种原则能够并行兼容。值得注意的是，支撑其并行兼容结构的关键正是刚性的考试。
三、反思与启示：回应中国的问题
（一）以有力的选拔维持适度竞争
中国当前英才教育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是，现行制度下学有余力的学生没有得到有效选拔识别，在大众化的考试中，潜在的英才学生不得不反复操练低挑战度的习题避免出错丢分，消磨着志向、灵气与学习的乐趣，导致“杰出人才冒不出来”。
过去行之有效的选拔工具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之下多多少少都发生了异化。作为历史最久的现代英才教育项目，我国中小学跳级制度、大学“少年班”“竞赛班”却越来越少地被承认和推崇。学科竞赛原本是特殊才能者兴致勃勃深度钻研的小众道路，如今大量学生都投身竞赛训练，他们不是由于才能或兴趣，而是为了增加学业竞争中的筹码。结果一些学生利用竞赛进入了大学后，马上失去了继续钻研的兴趣和动力，又使得学科竞赛的制度性选才效能大打折扣。随着录取率的不断攀升，大规模考试的命题不得不照顾到录取的主要群体，高分段的区分度不断下降，天赋异禀的才华根本无法从中体现。我们看到，近20年教育的急剧扩张直接撑开了过去精英教育的入口，却并没有显著增加识别选才渠道和出人头地的路径。这种不加分别的全员竞争局面，一边迫使英才教育平庸化，一边把竞争的枷锁不必要地套在了所有人身上，导致参与到教育系统中的人数越多，内在矛盾也就越大，竞争的烈度越不正常。结果，大众的受教育需求和国家的选才育英机制互相构成了严峻的限制。
为什么美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更高，教育系统既有高度的选拔、鲜明差异化的培养，却又不至于陷入当前中国的过度竞争的陷阱？美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排斥选拔，拒绝通过教育产生国家精英。正相反，标准化考试致力于用基于才智和努力而产生的“自然贵族”替代“世袭贵族”，sat测试便是哈佛大学著名校长柯南特继承了杰斐逊、托克维尔的精神而构建的通向现代贤能政治的可行道路。[18]应当意识到，承认“统考”的价值十分关键，这是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分野，它有力阻止了仅凭意愿（欲望）而不顾个人才性特征而盲目卷入过度教育、过度竞争的冲动，同时也提示那些13岁便考到700分以上，以及同龄人中前5%的学生意识到自己在学业上潜在的巨大可能性。随后的细筛选拔也比较精准而节制，于是通过这种选拔，学生找到各自的定位，得以暂时免除激烈竞争，到升入大学之前能比较确定无忧地获得适合自己的学习机会。
当然，教育中的选拔离不开公平竞争，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区别为了选拔的适度竞争与过度竞争两者的区别。为了获取与自身才性相匹配的求学机会而展开竞争在教育中是正常且恰当的。但教育系统的设计不能把学业竞争塑造成最大的目的，必须为真正的教育和学习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如果一切只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胜负之后心灵已经疲惫，热情已耗尽，教育为时已晚，那就属于危害教育的过度竞争。
如何区别选拔与竞争？选拔意味着通过设计精良的大规模考试结果来开展有区分的教育。竞争的结果是取得利益，选拔的结果是接受相应的教育、开展适合的学习，两者既有重合，也有区别。选拔能够为教育系统内构建恰当竞争的边界，大规模的公平选拔可谓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承重墙”。当我们勇于承认这种选拔识别的结果，便有力量去阻挡过度竞争，给教育本身留下空间。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中延后考试选拔、批判考试选拔的倾向愈演愈烈，反而成为长时段消耗式过度竞争的温床。这一点对科技英才的“冒出来”和茁壮成长尤为不利。
美国的英才教育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选拔且适度竞争的英才教育的现实可能性。也就是在有识别度的教育阶段，依靠科学的统考测试识别才性，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味地延后竞争，终使最后的竞争激烈到“吞噬一切”。选贤举能，使教育选拔承担社会主要分层功能是我国的政体特征。健康的教育系统不可能逃避竞争，当务之急是建构起一种多层次、多元的有序竞争格局。因此，对考试的价值承认和扎实的命题质量建设将决定中国教育系统的生态。
（二）强化学习机会与共同体构建，弱化外显的特殊身份
上一节中我们着重讨论了天赋出众的学生需要较早地被发现，并给予针对性培养，但这不意味着应当早期“分流”。我们虽然通过一系列相同的具体培养措施把cty的早期英才教育项目比附为美国的“少年班”，但它和中国的“少年班”还有一项重要的不同：cty项目强化实质性的个人学习机会，弱化外显的身份感，也就是没有实施鲜明的制度化“分流”。
通过考试选拔之后，cty学生得到的是暑期高挑战的学习机会，被选中的学生在三周暑期项目结束后将回到原来的学校，他的学校、年级、归属的师生群体和个人生活可能在将来会因此发生改变，但这些改变从属于他的后续学业进展，且不取决于选拔结果。考试选拔的影响只限定在特定领域的才智发展——他还是原来的自己，不会骤然变换身份。
英才教育的出发点确实是着眼于人的天赋存在显著差异。cty项目恰恰没有刻意制造外显的身份差异感，这使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实施英才教育的阻力、对大众的刺激和对学生造成的压力都大为减小。做一个“不平常”的人，被不了解自己的外界抱有特殊的期待，这对每一个体的心理都会产生巨大的成长压力。cty项目最初由心理学家设计，兼顾了特殊的培养和寻常的生活、正常的成长。
相较之下，国内“少年班”却有很强的身份感。1978年创办时为了重新唤醒全社会重视教育、学习科学的热情，“少年天才”被官方媒体大肆宣扬，受到全民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我国学校教育普遍实力不强，学生的平均学业水平较低，不得不把“少年班”学生从寻常的学校环境中抽离，单独编班，专门配置高水平师资，送上升学的快车道。时过境迁，宣传价值和分流培养这两点的影响与得失值得重新审视。
初创十年后，“少年班”教育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媒体关注对英才教育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意识地减少了相关报道，但这未能消除外界的好奇心以及“少年班”特殊身份的神秘感。在我们的访谈中，“少年班”在校生与毕业生常常会强调自己和同学其实没有那么不同，话语中折射出身份光环带来的压力。至于对外界，“少年班”这个名称唤起了资源特权和身份优越的想象，催生了一批刻意训练子女的家长，事实上降低了选拔的效度。20世纪末，媒体上又兴起了一波对“少年班”的污名化，民众对“少年班”的盲目热情自此退潮。
承认天赋才智在某方面的差异是英才教育的前提，但这不意味着人格上的差异。天赋才智的专门方面需要培养，但作为一个人，寻常的教育和成长体验不能亏欠。具有优越的才智不会自动减少培植人性所需要的教育努力，甚至还会有所增加。现代教育体系中，制造优越的身份需要非常谨慎。身份预设不利于英才教育本身，还会影响社会心态，勾起不必要的欲望和竞争热情，导致选拔被干扰。在美国的案例中，被选中的学生既得到有区别的教育培养，又不完全脱离原来的学习生活社群，特殊的与一般的教育犬牙交错，边界模糊。因此对外界而言，被英才教育项目选中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并不构成一种特殊身份，其中细节设计值得玩味。我国“少年班”如何突破历史的局限重构其制度与内涵，需要精细考量。
四、未尽的议题
本文主要从选拔和培养两个方面详细讨论了美国的英才教育案例。除了介绍具体做法，从中国英才教育的问题意识出发，选拔方面重点探讨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的结构关系，培养方面关注教育内容与英才身份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特殊化的利弊，揭示了cty项目持续40年得到政府和市场承认，并被兄弟院校效仿推广的内在逻辑。不过，和中国相比较，还有一个显著区别没有展开讨论，那就是这种英才的选拔与培养主要由政府、公立机构主导还是由民间、私营机构、私立大学主导。如果政府不承担这项选才责任，又禁止民间市场化的选育途径，那么中国英才教育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教育系统的相关顶层设计中隐含了三个子问题。选拔权在公还是在私？经济层面，英才学生的个人化培养应该主要基于育英主义、由财政费用承担，还是根据受益者负担原则更多由家庭承担？培养英才的责任与收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多方如何分担？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环环相扣，共同决定着整个教育系统的局面与走向。对美国以cty为代表的英才教育私营机构而言，学费收益和市场占有率是不可忽视的，在市场需求下的扩张冲动总是企图稀释其选拔度。中国的英才教育主体是政府和公立院校，并投入公共财政，其中的利弊很可能与美国正相反，有待进一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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