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已有40年的办学历史。40年来，赞成者、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拆台者也有之。本研究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对我国超常教育所做的贡献，简单地概括为以下4点。
1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超常人才
1．1少年班毕业生整体水平很高
据媒体2018年8月3日报道［1］，截至2015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共毕业3162名学生，90%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生。其中，19%供职于科教界，超过200人成为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授，2人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当选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当选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7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5人当选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士，1人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多人获得包括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优秀青年科学家奖、新加坡李光耀顶尖科研奖、美国Sloan研究奖、青年科学家总统奖、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就奖等在内的国际知名大奖。
另有72%的学生活跃在企业界、金融界。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为35%。比如，曾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现任百度总裁张亚勤，清华大学紫光集团总裁郭元林，德意志银行中国分行董事、总经理高峰，易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架构师、研发部总经理王凯宁，历任央视著名女主播、中华网总经理、第九城市网总经理、澳大利亚电讯中国区总裁陈晓薇等。
1．2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科技学术人才
1)庄小威，1987年从苏州中学考入科大少年班，1996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201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骆利群，1981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初中毕业，考入科大少年班，1992年6月获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2012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3)杜江峰，1985年从江苏省天一中学考入科大少年班，2004年起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1月，被评为201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2018年5月7日，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4)尹希，1996年从北京市第八中学少儿班提前1年毕业，考入科大少年班，2015年31岁的尹希成为最年轻的哈佛华人正教授，打破了他的师姐庄小威34岁的记录。
5)曹原，2010年从深圳耀华实验中学以669分的成绩考入科大少年班，18岁毕业，荣获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2018年3月6日，年仅21岁的曹原在《自然》杂志连发两篇有关石墨烯超导的论文［2］。
2超常教育中本科阶段教育规律的探索
中国科技大学创办的少年班，本身就是为超常人才举办的大学教学班，其所有理念和行为就是在探索超常人才本科阶段的教育规律。为此，少年班在开学伊始，就成立了“少年班研究组”，不定期出版《少年班研究》杂志，本人是“研究组”的第一批成员，是该杂志的总编辑［3］。40年历程显示，少年班不仅鼓舞了中国青少年为祖国学习的热情，而且显示了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高等教育、家庭教育、人才成长等方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借鉴。
少年班办学对高等教育领域超常教育启示的研究成果，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第3版发表的国内第一篇有关少年班办学的理论研究文章—笔者的《从科技大学少年班看理科超常少年的发现和早期培养》［4］(如图1所示)。
国内较早的关于少年班办学超常教育理论研究的专著为辛厚文教授主编的《大学少年班概论》［5］、朱源与秦裕芳合著的《科技“神童”的摇篮》［6］、辛厚文教授主编的《超常教育学》［7］、司有和编著的《培养超常儿童有学问》［8］等，见图2。
2015年，笔者综合国内各位专家研究少年班的成果，认为少年班办学实践对本科阶段超常教育的贡献是：提出了超常人才的选拔模式和大学阶段的两大育人机制［3］。
2．1少年班的招生实践填补了我国超常人才选拔模式的空白
少年班招生，本质上就是超常人才的选拔。从一开始的没有统一规定、由主考老师凭自己的学识出卷的随机考试，到少年班全国统一试卷、统一考试，到最后成熟的“高考初选”与“少年班复试”相结合的选拔模式，尤其是复试，凝练出“面试”“笔试(现教现考)”“心理素质测定”3个环节，保证了选拔的科学有效、公平公正，保证了超常人才选拔的质量。这不仅是探索出少年班的招生方法，而且是填补了国家超常人才选拔模式的空白。这一方法现在为各名牌大学自主招生选拔学生时所采用。
2．2少年班探索出超常人才本科阶段的两大育人机制
少年班在40年的办学中，根据超常人才的特点，探索出一条通识教育和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两大超常教育机制。
1)关于“通识教育和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相结合”的超常教育机制。少年班在这一点上狠下功夫，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否定，不断再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可操作的方法。少年班把科大学制(先是5年制，后改为4年制)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学生入学后的2年，为通识教育阶段；后一个阶段，学生入学后的第3～5年(5年制时为5年)，为个性化教育阶段。在通识教育阶段，少年班发扬科大“宽口径、厚基础”的传统理念，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学好通识基础课。所谓“通识”基础课，指的是对于超常人才来说是最重要的课程，是全校绝大部分专业都需要学的基础课。对通识课程，少年班安排足够多的课时、选择最好的任课教师授课，以保证最好的通识教育效果。
在个性化教育阶段，少年班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材施教的原则，通过反复探索，提出自主学习、自选专业、学导制3个方法。(1)自主学习。1978年少年班初办之时，笔者就提出：根据少年大学生自学能力强的特点，“教学中应当注重启发式，讲课时间少一点，加强自学辅导，进行自学检查。”［9］第二年，第三期少年班班主任朱源也根据少年大学生这一特点，支持少年大学生进行超前自学。自学的风气在少年班非常普遍，效果非常好，许多学生都以优秀成绩通过严格的免修考试、跳级和提前报考研究生。这里的自主学习，包括有两层含义：自觉、自学。自觉，超常人才对学习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和高度自我约束的自觉性品质，不需要他人的督促和管束。自学，就是自学能力，是任何一个人才，获得不断提升和取得高水平创新成果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毕竟有限，毕业后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存，只能依赖自学能力。所以，少年班紧紧抓住这4个字。(2)自选专业。少年班在中国高校第一次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优势，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继续学习的学科和专业。少年大学生，对什么是学科、什么是专业，有了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对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志向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这个时候所选择的专业，对他们的继续深造或者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3)学导制。少年班办学，最初在通识教育结束后让学生自选专业。学生进入自选专业后就脱离少年班了。后来，逐步改为学生自选专业后不脱离少年班，并规定不论该生选择哪个学科的哪个专业，那个专业都要给该生配备学习导师，简称“学导”。“学导”们的任务是：根据该生的特点和个性，指导其学习，帮助该生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帮助他们学会选择科研课题，对学生的成人、成才给予全面的指导。学导由科学院院士、资深教授、杰出青年学者，或少年班的任课老师担任。
2)关于“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超常教育机制。少年班把这一机制称为“创新教育”。它的主要做法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教学内容中去，千方百计使教学过程带有研究的性质；少年班在学生中开展“大学生研究计划”活动，激发了学生主动探求未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在本科阶段就萌发研究的理念，在课题研究实践中领悟和增强创新意识，给学生创造机会，让他们每一个创新理念、创新行为，都能得到表扬和展示。
3超常教育中家庭教育模式的可操作性启示
少年大学生在小小年纪就能进入大学学习，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天生的神童。为少年大学生进入大学打开方便之门的是家庭超常教育和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超常教育。道理很简单，孩子只有在家庭中和幼儿园、中小学里接受了超常教育，他的智力因素才可能超过同龄孩子的大多数，成为“超常人才”。追踪少年大学生入学之前的成长实践，在家庭教育方面，可以有以下3个方面的可操作性启示。
3．1早期教育关键期的存在，获得证实
少年班研究显示，在科大少年班里，60%的少年大学生出身于中小学教师、医生等中小知识分子家庭(见图3)。
这些家庭，由于其自身的优势：有着努力改变自己家庭现状的强烈愿望，都愿意教；师范专业出身使得他们懂得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也都会教；因此，孩子出生后，在早期教育关键期对孩子进行了适时的、良好的早期教育。
早期教育关键期，指的是0～8岁期间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指这个年龄段是人的各种活动技能形成的关键时期，诸如阅读能力、学习兴趣、关心他人、勇敢自信等品质，在这个时段很容易形成，而且能够持续到成年。如果错过这个时期，这些技能的形成则相当困难。另一层是指如果这个时期形成不好的习惯，今后要改也相当困难。
60%的少年大学生出身于中小学教师、医生家庭这个现象，证实了早期教育关键期的存在。笔者收集到很多这种少年大学生的家庭在早期教育关键期实施家庭教育的成功案例，都收录在笔者编写的《杰出中小学生的成长奥秘》中［10］。
那么，早期教育好的孩子，为什么考进少年班的多呢?笔者在逐个跟踪这些少年大学生的表现和他们家庭教育的实践之后，发现这些孩子都具有一系列的优秀的非智力因素，诸如：广泛浓厚的兴趣品质、专一强烈的注意品质、高度的自觉性品质、强烈的自我攀比意识和好胜心理、随遇而安的情绪调控品质、锲而不舍的意志品质等等。正是这些非智力因素促进了这60%的孩子智力的快速发展。所以，他们比同年龄的孩子要聪明一些，即表现为“超常”。图3的上半部显示的就是这一规律。所以，在早期教育关键期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是超常教育的组成部分。
3．2早期诱发模式的发现
图3的下半部分显示，另外40%的少年大学生，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父母亲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低，甚至是文盲。因此，这些孩子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错过了早期教育的关键期。那这些学生为什么又能考上了少年班呢?
笔者在逐个跟踪这40%的少年大学生的经历之后，发现这些孩子或者是在小学时，遇到了一个好的物理老师；或者在初中时，遇到了一个好的数学老师；或者有一个关心她的舅舅、姑姑或叔叔……对他进行引导，诱发出少年大学生具备的各种优秀的心理素质等非智力因素，从而也获得快速发展，考进了少年班。
图3的下半部显示的就是这一规律。那么，图3上下两部分显示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孩子，为什么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如图3所示，就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相同的、优秀的非智力因素，所以都获得快速发展。
不同的是，那60%的孩子，他们优秀的非智力因素，是他们的家长在早期教育关键期进行的早期教育培养的；而这40%的孩子，他们优秀的非智力因素，则是在错过早期教育关键期之后，由学校的老师或者家长进行的“诱导”教育的结果。
这引起笔者的思考，是不是等于在说：如果我有办法能够让普通的孩子也能够具备少年大学生所具有的这些优秀的非智力因素，那么普通孩子也应该能够获得比较快的发展。
于是，笔者凭此提出了家庭教育的“早期诱发”模式：错过早期教育关键期的孩子，还有一个高速发展时期——9岁到15岁之间。使用早期诱发的方法，教育者通过诱发和提高孩子的非智力因素的水平，来促进孩子智力的快速发展。
关于“早期诱发”的体内容，本文囿于篇幅不能详说，感兴趣的可读笔者的《超常教育中的家庭教育新模式：早期诱发》［11］。此后，笔者陆续出版的有关早期诱发的著作有：《早期诱发》［12］《带孩子决胜后半场》［13］《INIF超常教育法》［14］《早期诱发实训教程》［15］。
3．3少年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的家庭教育来支撑
作为超常人才的少年大学生，他们在进入大学后，都面临着两种前途：超常的能力，既可能继续提升和发展，也可能是半途而废，并不会因为他进了少年班，就如同进了保险箱，就会自动地、必然地朝好的方向发展。每个个体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能力，主要是非智力因素，会随着成长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是得到进一步提升，就是发生下滑。怎样才能保证少年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不发生下滑呢?
对于在校的少年大学生来说，其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两个方面：第一，知识的学习。这依赖于学校。第二，非智力因素的稳定和提高。在少年班期间，这个问题可以由少年班来解决。现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院”实施“学导”制，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措施在指导少年大学生学业发展上效果明显，而在非智力因素水平的稳定和提高上，效果甚微。少年班里出现因为网瘾、道德缺陷等原因而退学的现象时有发生。可见，这个时候非智力因素的提高仍旧依赖于家庭教育。
所以，少年班的实践显示，家庭教育是不能中断的，要保证超常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家庭教育就要一直坚持下去，只不过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而已。
少年班的客观现实也表明，少年大学生入学后的成长，是持续家庭教育的结果。少年大学生入学后、乃至毕业后的退步，是失去了家庭教育的结果。
同时，研究显示，那些被退学的少年大学生，有的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聪颖和能干；有的在家长持续的家庭教育下，获得了重生。网络上有一位网名为“寒心妈妈”的母亲，写有一篇《中科大“网瘾神童”背后的故事》的文章，诉述了她15岁的儿子，在2003年以高于山东省本科重点线52分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入学后，由于网瘾严重，导致多门课程不及格，被学校劝退。这位妈妈坚强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用爱感化儿子，用智慧陪儿子走出困境，帮助儿子戒除了网瘾。一年后，儿子以603分的成绩考入青岛大学，现在已经毕业就业了［16］。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少年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的家庭教育来支撑。
4超常人才大学后自我教育规律的重要启示
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学校里学习，接受他人的教育；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家里，接受家长的教育；总有一天要离开学校、离开家庭，进入社会，独立参与社会活动。这个时期，笔者把它称作“大学后时期”。
在大学后时期，通过接受他人教育来提高自己的情况，虽然有时还会出现，比如参加一些专业培训，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里，已经没有人来教授了。能否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则决定于其自我教育的能力。这时，从小就伴随自己成长的自我教育，上升成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的继续教育手段。
超常人才也不例外。儿少时期、青年时期的超常发展，只能说明其在儿少时期、青年时期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已经过去了，并不能表示会自动地延伸到中年及以后。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需要引起每一个进入大学后的超常人才重视。
那么，超常人才大学后时期的自我教育应该遵循哪些规律?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办学的实践给了笔者重要的启发，归纳起来，可有以下4个方面。
4．1继续自我提高自学能力，不断攀登新的高度
少年大学生之所以小小年纪能够上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自学能力很强，不用老师教，自己学习就可以接受知识、运用知识。超常人才在大学毕业后，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明显不够用，就业后需要的大量知识，都是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他们要想在新的领域里获得发展，只有自学。
少年班里那些从事企业高管工作的学生，比如，张亚勤、郭元林、黄沁等，他们在校期间并没有学过管理学、经济学，但是管理工作做得那么好，企业发展很快，全在于其自学能力。所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的水平，是超常人才持续发展的核心。
4．2继续自我激发非智力因素的水平，保证个人可持续发展
考察少年大学生在儿童少年时期的超常发展，笔者发现，在智力水平上，少年大学生和常态儿童少年的智力水平，在一开始差距并不大，可以说旗鼓相当，但是后来为什么差距越来越大，根本的原因在于非智力因素水平的落后。
正如本文在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少年大学生有着广泛浓厚的兴趣品质、专一强烈的注意品质、高度的自觉性品质、强烈的自我攀比意识和好胜心理、随遇而安的情绪调控品质、锲而不舍的意志品质等等，这些都不是智力因素。但是，正是这些非智力因素，促进了他们智力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一般常态儿童之所以落后，正是由于非智力因素的水平不高。
但是，这些非智力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少年大学生毕业后，不仅自身在变，而且已经进入社会，环境在变。少年大学生原来具有的非智力因素的水平必然也会变。
这种变化面临着3种可能：提高、不变、下降。如何保持不变，避免下降，争取提高，少年班已经帮不上忙了，只能靠少年大学生自己。这种状况，需要创立新的超常教育、诱发非智力因素的理论，来指导超常人才大学后时期的成长实践。
考察少年大学生毕业后的成长过程，笔者发现：那些从少年班毕业后取得比较好、乃至很好成果的少年大学生，主要是由于其继续保持了高水平的非智力因素。
比如陈晓薇［17］，她于1983年15岁时进少年班，后来成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本来可以做一名生物学家，却于1997年回国在中国电视台国际台当上了女主播，2005年又转任中华网总经理，2008年当上了第九城市网的总裁，2011年成了澳大利亚电讯中国区总裁。有记者曾经问过她，为什么这样频繁地调换工作岗位。她说：“我就不相信男孩子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孩子做不了。每一样，我都做成功了。”正是这种女性特有的自信助她成功。
那些从少年班毕业后成就一般的少年大学生，则是由于没有能够继续保持高水平的非智力因素。比如，有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对于社会媒体的巨大压力承受不了，顾虑重重，使工作受到影响；有的学生虽然没有在科学上有所造诣，但是在心理上能够承受得起，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也能取得好成果。
因此，非智力因素虽然不是超常人才所从事的具体内容，但它是超常人才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4．3学会识别机遇、利用机遇，为可持续发展寻找突破口
少年班毕业生中取得较大成果的案例显示，在机遇来临的时候，能不能识别机遇，有没有能力驾驭和使用机遇，这是超常人才迅速发展的突破口。而得到导师、名家的指点，则是识别机遇、使用机遇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庄小威的成功，在于她走出少年班之后，在博士、博士后阶段，先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沈元壤，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18］。
曹原同天在《自然》杂志上连发两篇文章，也得利于他的导师和他所在的团队［19］。而张亚勤与他美国的导师相会，则是非常偶然。当时，张亚勤少年班毕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研究生，正好这时美国通讯领域的学术权威、华盛顿大学教授皮克·霍兹来科大访问讲学，张亚勤承担了陪伴霍兹教授的任务。就在陪伴的短暂时间里，张亚勤和霍兹进行了有效的交流，得到皮克·霍兹的赏识。皮克·霍兹回国后，张亚勤就接到了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邀他赴美留学［20］。
美国科学院院士骆利群，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国就说：“每一次成功都是意外，其实，意外就是机遇。”［21］
4．4每日三省吾身，是摆脱失误的前提
创新就是探索未知。在创新中，人们遇到挫折，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要敢于面对挫折，承认挫折，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失误，继续前进。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知道是自己做错了，这比较好办，大多数人也都能正确对待。问题是，在许多时候，自己做错了，但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以致在别人看来，是“固执”，是“执迷不悟”，是“讳疾忌医”等。要突破这一点，只有每日三省吾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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