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

发布时间:2021-07-23 来源: 作者:林崇德,胡卫平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拥有大批创造性人才。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都将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未来5到10年的重要战略目标。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研究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探索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模式,既是我国的重大需求,也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一、国外对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的研究

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和研究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探索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国外创造性人才的成长规律研究

创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质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因此,关于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造性人才的人格特点研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和创造性理论研究等方面。

在创造性人格研究方面,Guilford(1976)曾提出创造性人格有8个方面,Sternberg(1988)认为,创造性人格由7个因素组成,Tardif和Sternberg(1988)将不同心理学家关于创造性的人格特点概括为19个方面:甘愿理智冒险和面对反对意见;坚持不懈;好奇心;对新的经验保持开放;严格要求自己,热衷于所从事的工作;内部动机强;精力集中;精神自由,拒绝外部强加的限制;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强,从众心理低;愿意面对挑战;善于影响周围的人;忍耐模糊;兴趣广泛;善于产生奇特的想法;不因循守旧;情感体验深刻;寻找有趣的情形;乐观;在自我批评和自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冲突。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是一个受各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关键期,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创造性思维呈持续发展趋势,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前进的。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又提出创造性的发展阶段和类型。Lesner和Hillman(1983)提出个体的创造性发展经历了创造性的内部丰富阶段、创造性的外部丰富阶段和创造性的自我评估阶段。Kaufman和Beghetto(2009)提出了创造性的4C模型,认为创造性可以分为学习过程中的创造性(mini-c)、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liyyle-c)、职业领域中的创造性(Pro-c)和杰出人才的创造性(Big-c)。

研究者从环境、认知、情绪和动机等方面对创造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在环境方面,人们主要关注了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学校是最主要的环境因素,规章制度、师生关系、同伴关系、课堂气氛、物理环境等都会影响创造性的发展;学校环境通过影响创造性人格而影响创造力的发展。在认知因素方面,研究者主要从智力、知识和认知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智力是创造力的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创造力是领域相关的,领域知识和技能构成在该领域创造的基础;创造性人才具有的认知特点包括语言流畅、喜欢提问、善于质疑、想象力丰富、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善于新颖地处理问题等。在情绪因素方面,逐步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正情绪有利于创造性活动(Basch,1996),另一种是负情绪有利于创造性活动(Abele,1992),在分析两种观点的基础上,Kaufmann(1997)提出了心境与创造性的相关结构模型。动机作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源泉,与创造性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上,一般认为内部动机能够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而外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研究存在较大分歧。以往动机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产生创造性产品的角度考察动机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考虑动机对创造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理论观点并不一致,也没有确凿的实证结论。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创造力理论不断涌现,系统化倾向不断增强。代表性的创造力系统理论有Amabile(1983)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Csikszentmibalyi(1988)的创造性系统模型、Woodman和Schoenfeldt(1990)的创造行为相互作用模型、Aternberg(1991)的创造力投资理论、Gardner(1993)的创造力互动模型、Simonton(2000)的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模型等。创造性的系统观为创造性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创造性的培养提供了思路。

(二)国外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模式研究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创造性是可以培养的,但如何培养观点却有所不同,各国也采取了不同的模式,概括起来有四种:第一,学科渗透模式。这种模式将创造性的培养渗透到学科教学中。比较著名的理论有Treffinger(1980)的创造性学习模型(MCL)、Williams(1972)的认知-情感交互作用理论和Renzulli(1992)的创造力培养理论等;第二,技能训练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创造技能的训练来培养创造力。比较著名的有Osborn(1963)的头脑风暴法、De Bono(1970)的侧向思维训练、Torrance(1972)的创造技能训练、Covington的创造性思维教程(张庆林,1995)、Adey,Shayer和Yates(1995)的思维科学课程等;第三,英才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是选拔部分拔尖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如美国设立专门的天才班级和天才学校;英国明确提出超常生培养是努力使“天才和专才”成为创造性的人才;新加坡严格的分流制度确保了对优秀学生的教育;第四,联合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是大学和中学或中学和企业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英国教育部特别重视加强小学、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联系,指定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高能儿童研究中心”对中小学校的超常人才计划协调人进行培训,鼓励地方企业资助超常学生,为超常生的长期培养奠定基础(叶之红,2007);新加坡政府为了培养创新人才,搭建了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平台来展示学生的创新才能。

二、文化与创造性人才

在创新人才的心理学研究中,需要重视创新或创造性的三要素,即创造性思维(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非智力因素)和创造性社会背景(环境因素)。我们认为,在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这三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需要民主和谐的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所在单位或学校的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环境。以下重点讨论文化环境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关系。

文化,通常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包括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风俗和社会规范等。文化与创新或创造性有什么关系?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的《创造力手册》中,专章论述了“不同文化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影响”,这里对此稍作简要概括(Lubart,2005)。首先,文化差异对创造性过程有影响。西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中强调对问题解决的认知取向;而东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则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其次,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存在着差异。文化影响到创造性的形式和专业,会把创造性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团体内,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会直接对创造性产生影响。再次,不同文化的特征,影响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刺激或阻碍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应提倡信念和乐观主义,有这种信念的文化能使人们努力改进这个世界,这种信念意味着该文化接受从现状出发的变化、发展和运动,而那些没有坚持进步信念和对未来持悲观主义观点的文化一般窒息创造性。最后,创造性依赖于一定的情景,文化涉及创造性本质和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机制。西方以产品为导向、以独特性为基础的创造力定义与东方人用一种新的或自我发展的方式来表达内在真理的创造力观点是不同的。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和自主,在与个体水平而非文化水平相关的工作中,个体和个性化的特征,表现为一个人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意愿,这种意愿与创造性活动和行为密切相关,致使主体(个体)产生一种新的,与大多数的观点相对立的原创造性观点;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顺从、合作、义务和接受群体内的权威,顺从、合作、义务、尊重权威与创造性也会存在着联系,例如,印度吉安格拉斯行业组织的画家们认同至上的创造之神毗首羯磨(Vis/vakarman),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创作了重视顺从和传统价值的大量优秀创造性作品。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从不同特点上引领创造或创新,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来重视创新或创造。R·坦普尔(Temple)的《中国创造精神》一书是对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陈至立,2004)。为了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他编写了一部《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林崇德,2009)。在序言里李约瑟提出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竟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他们现在却不比世界其他国家领先几百年?对后一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答案,是经济和社会变化起主要作用。我们理解,他主要在指我国从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时期。从中也可证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100个世界第一,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文化与创新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课题组石中英教授提出了四种特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从血缘亲情与宗法人伦出发,构建了一种义务伦理规范;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推崇“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和“真人”的逍遥;在人与终极关系的问题上,立足人的现世关怀确立起人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中华民族这种特质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崇尚自主的人格,是创新人才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问孔”、“刺孔”、“难孔”,说明中国文化具有怀疑精神,这是创新的源泉之一;“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为创新提供了思维基础;“崇尚理性”的文化,既能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现实,又能公正地对待外来的文化。这为文化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林崇德,2009)。

在如何看待东西方的教育模式时,我们曾把西方教育模式比作英文字母“T”中的一横,把东方教育模式比作英文字母“T”中的一竖,提出融东西方教育模式为一体,培养“T”型的创造性人才的理念。这就是对一百多年以前张之洞老人所倡导“学贯中西”文化的思想的继承。只有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学贯中西、扬长避短,创造性人才才能大量涌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必将大大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热情,进一步增进自主创新的动力,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推动创造性国家的建设。

三、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初探

在2003—2007年,我们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课题(林崇德,2009),通过对34位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与36位社会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深度访谈,研究了这些拔尖创新人才的思维特征、人格特征、成长历程和创造性成果的获得过程,结果发现:

第一,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由自我探索期、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创造期、创造后期五个阶段构成。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关键发展阶段指引是这五个阶段的三种主要影响因素。所谓早期促进经验,包括父母和中小学教师的作用,成长环境氛围、青少年时期广泛兴趣和爱好、具有挑战性经历和多样性经历,这些对“自我探索期”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中小学阶段,学生表面上似乎在探索外部世界,其实是一个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自我发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学术创造性工作有直接联系,但却为后来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个体创新素质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没有基础教育创新素质的奠基,任何创造性人才成长都是一句空话。在进入特定专业领域的阶段,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对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期间的主要收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二是通过勤奋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坚定专业方向,热爱自己的工作,从研究进展中增强创新的信心,以至于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期间名师的指导,对创造性人才研究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做出代表性创新成果的阶段,名师的指引和启发依然是做出重大科学创新成就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科学的环境氛围,交流、争议、合作和和谐团队关系,都是在具体学科领域实现创新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在具体创造阶段,研究者本人质疑反思、勇于竞争、不怕失败的精神和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很重要,例如收集资料、运用逻辑手段进行分析、一步一步由时空、社会、实践的检验,直到最后得到创新结论。

第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既有如上所述的共性,又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在:其一,心理特征上有差别。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内部驱动力的动机形式、面向问题解决的知识构架、自主牵引性格、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强基础智力等五个因素。而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突出表现在人格方面,这些领域的创新动机不仅包括关注活动过程本身的内在兴趣,而且还包括价值内在化程度较高的外部动机以及与内在兴趣紧密联系的情感体验。其二,影响因素有差别。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在成长中都受早期促进经验、研究指引和支持以及关键发展阶段指引,但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创造还有几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政治人物、思想引导者、虚体人物、密切交往对象,其影响效应体现在引导建立信仰、启蒙、入门、领域内发展引导,镜映现象(指个体对自我的概念是由别人的态度和观点来塑造的现象)和支持作用。其三,对于创造心理特征的反省认知有差别。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关于科学创造成就的概念结构是二维的,分别是“成就取向/内心体验取向”和“主动进取/踏实肯干”;取得科学创造成就的重要特征是“成就取向”和“主动进取”。而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拔尖创新人才自评人格特征分别是“纯正向特征”、“偏正向特征”和“偏负向特征”三个层次;自评的核心人格特征主要有独立、积极自我状态和有效心理动能、可靠外界结合、成熟自我把握和满足四种类型,其中独立的倾向性最强,满足的特征倾向性最弱。

第三,教师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与其他影响源相比,教师的影响居于第一位,这种影响不仅是综合系统的,而且是长期的。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在特定的时期接受学校教师的激发、共鸣、熏陶、赞赏和培养。启蒙教育的作用一般发生在中小学教师的身上,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主渠道,教师的人格、品德、气质直接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成长。引导进入专业领域的老师通常在大学阶段。我们的研究揭示,大学教师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是人们后来取得重要创新成就的领路人。尤其是大师级的老师,他们在授课或讲座时,帮助学生选择日后从事的领域,建构该领域的知识体系,并在科学研究方法上进行规范训练。可以认为,教师在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专业资源;二是帮助学生把握研究方向,引领相关领域的前沿,并找准突破点;三是用人格魅力激发学生;四是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为学生树立榜样。

四、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在系统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途径,提出了营造创造性环境、实施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性能力、塑造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思路,开发了儿童青少年创新素质培养的活动课程,提出了创造性课堂教学的理论,组织了部分中学与大学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建立了三百多所实验学校,探索了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活动课程模式、学科渗透模式和中学与大学联合培养模式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活动课程培养模式

创造性人才除应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这两个关键素质外,还应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良好的学习策略、较高的思维能力和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为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我们构建了活动课程培养模式。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基于中小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和学生的直接经验,开发了以思维方法为主线、以学生活动为载体、体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学思维活动课程。该课程共有8册,每个年级1册,每册都以活动为单位(小学每册24个活动,初中14个活动),由“基础能力训练篇”和“综合能力训练篇”两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三种思维形式,同时涵盖了15种思维方法。每个活动包含活动导入、活动过程、活动小结、活动拓展四个部分,一些活动后面还有与活动内容相一致的课外阅读。同时,提出了动机激发、认知冲突、社会建构、元认知和迁移等教学原理和民主性、开放性、建构性、合作性和个性化等教学原则,建构了针对不同活动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10年来的教学实验表明:活动课程培养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创造素质的提高(Hu,et al.,2011)。

(二)课堂教学创新模式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渠道,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在总结已有教学理论和自身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我们提出了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林崇德,胡卫平,2010),该理论突出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和因材施教,体现了课堂教学中创新素质的培养,是一种创造性教学理论。

思维型课堂教学强调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动机激发。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特别是内在学习动机,以保证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和思维。第二,认知冲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联系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设计一些能够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的“两难情境”,启发学生积极思维。第三,社会建构。社会建构强调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探索、实验、观察、讨论的时候,都需要教师的指导、点拨和鼓励。教师通过提问、指导的方式了解学生的看法,发现存在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调整教学的进程、方式等。学生之间也需要相互关注,适时地进行讨论、辩论等活动,促进自己的有效学习。第四,自我监控。强调师生反思,特别是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经验教训等进行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第五,应用迁移。强调所学知识和方法的应用,并迁移到日常生活、生产实践、本学科及其他学科中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模式

为在人才成长的关键时期,采取特殊措施,加快创造性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在系统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和总结国内外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陕西省启动了高校与中学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春笋计划”。我们负责了方案的制订、学生的选拔、活动的组织和效果的评估。

“春笋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选拔少数具有创造性潜质、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进入高校实验室参加课题研究。第二,组建创造性人才培养专家报告团,为高中生举办讲座、报告,开设选修课,参与高中生研究性学习的指导。第三,高校重点实验室对中学生实行开放日制度,接待中学生有计划地参观和学习。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高中生的创新素质。经过一年的实验,第一期“春笋计划”已经结束,经过评估,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参与“春笋计划”的学生不仅产出了一批创造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有效培养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加深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创造性人格。调查表明:学生在怀疑性、独立性、好奇心、开放性和坚持性等人格特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

类似于陕西省的“春笋计划”,北京市实施了“翱翔计划”,上海市的上海交大与上海中学等基础教育名校也开始联合培养创造性人才。高校也在围绕专业学科,特别是基础专业学科,如数、理、化、生、信息技术、文、史、哲、经、法等学科,围绕着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积极制定计划。基础和高等教育积极推进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新人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陈至立.(2004).中国创造精神中文版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林崇德等.(2009).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林崇德,胡卫平.(2010).思维型课堂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29-36.

叶之红.(2007).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基本认识.教育研究,(6),36-42.

张庆林.(1995).当代认知心理学在教学中的应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Todd I.Lubart(2005).不同文化中的创造力,载于斯滕伯格主编《创造力手册》(施建农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Abele.A(1992).Positive and negatice mood influences on creativity:evidence for asymmetrical effects.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23),203-221.

Adey.P.,Shayer.M.& Yates,C(1995).Thinking Science.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Amabile,T.M.(1983).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357-376.

Basch,M.F.(1996).Affect and defense.In D.L.Nathanson(Ed.).Knowing feeling.New York:Norton,257-269.

Csikszentmihalyi,M.(1988).Society,culture and person: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Ed.).The Nature of Creativity.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25~339.

De Bono,E(1972),Lateral Thinking——A Textbook of Creativity.London:Ward Lock Educational Limited,1970.

Gardner,H.(1993).Creating Minds.N.Y.:Basic Books.

Guilford,J.P.(1967).Some theoretical views of creativity.In H.Helson&W.Bevan(Eds.).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sychology (pp.419-459).Princeton NJ:Van Nostrand.

Hu,etc.(2011).Effects of a learn to think' intervention programme 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1:531-557.

Kaufmann,G.& Vosburg,S.(1997).K."Paradoxical" mood effects o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Cognition and Emotion,(11):151-170.

Kaufman,j.C.,& Beghetto,R.A.(2009).Beyond big and little:The Four C Model of Creativity.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13,1-12.

Lesner W.J.& Hillman D.(1983).A developmental schema of creativity.The Journal of Ceative Behavior,17(2),103-114.

Osborn,A.F.(1963).Applied Imaginat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Renzulli,J.S.(1992).A general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pursuit of ideal acts of learning.Gifted Child Quarterly,36(4),170-182.

Simonton D.K.(2000).Creativity:Cognitive,personal,developmental,and social aspects.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151-158.

Sternberg,R.J.(1988).A three-facet model of creativity.In R.J.Sternberg(Ed.).The Natural of Creativity: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rnberg,R.J.(1981).An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its development.Human Development,34,1-31.

Tardif,T.Z. Sternberg,R.J.(1988).What do we know about creativity?In R.J.Steernberg(Ed.).The Nature of Creativity.(pp.129-44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effinger,D.J.(1980).Encouraging creative learning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ventura.CA:Ventura County Schools/lt1.

Torrance,E.P.(1972).Encouraging creativity in the classroom.Wm.C.Brown Company Publishers.

Williams,F.E.(1972).A Total Creativity Program for Individualizing and Humanizing the Learning Process.Englewood Cliffs,NJ: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Woodman,R.W.& Schoenfeldt,L.F.(1990).An interactionist model of creative behavior.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4(1),11-20.

注释:

(1.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100875;2.胡卫平。陕西师范大学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心,西安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