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在寻求开发公民的才智的途径,而且大多数国家是将努力集中在儿童身上｡这种才智开发有三个方面的目的,即与经济效益相关(为了经济的增长[1]),与公民教育相关(为未来造就高素质的公民),以及与个人相关(提高个人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然而,尽管超常教育①意义深远,很多国家还是困扰于如何开发出学生的潜质｡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人们并不能清楚地了解什么是天赋､天资或者天才学生｡这既包括普通大众,也包括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本文中,笔者将简要阐述在教育环境中妨碍超常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要讨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何发挥超常教育的作用｡
一､妨碍超常教育文化形成的三个障碍
大多数的文化都重视人的才智,然而,很少有国家能够形成持久的文化氛围让这种才智自由发展,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缺乏通用定义
以前有一个笑话说天才是很容易定义的:让50名教师来定义,50名教师都能轻松应答,但是50名教师却提供了50个不同的答案｡这个笑话反映了天才定义的不确定性｡毋庸置疑的是,超常教育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也曾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讨论｡比如,施建农､徐凡分析了用于形容有天才的孩子的术语并且建议使用“超常儿童”一词｡[2]此外,赵厚勰注意到在中国有其他三个术语也同时表达“超常教育”这一概念②,它们是“英才教育”､“天才教育”和“资优教育”,而他则建议将“资优教育”作为首选术语｡[3]
缺乏通用名称和定义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比如,一些人可能围绕相似的概念设计干预项目,但是由于他们各自定义术语的方式不同,最终他们阐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样,以儿童的创造力为例,两个研究者可能都认为自己在研究这个题目,但事实上,由于他们对创造力的定义有天壤之别,造成他们的研究结果完全没有可比性｡这种现象甚至使得超常教育的倡导者们在彼此探讨超常教育时也出现沟通困难的局面｡因此,可以意料我们在论及一些问题时会遇到很多争论,诸如:多重潜能[4],领域特定性[5],以及争论是否有学生能集学习障碍和天才于一身[6]｡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定义的精确性｡即使术语上的少许差异,也能引起概念理解上巨大的分歧｡
Plucker和Beghetto在分析关于创造性的研究文献时,曾先后在三篇文章中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他们发现一些类似的研究之间常常产生出入很大的结果,而且他们惊讶于诸多干预策略的不一致性｡[7]作者们注意到对创造力的神秘化和非严谨定义大行其道,这一现象削弱了将有关创造力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更加广阔的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潜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力对教育心理学做出积极贡献的首要步骤是彻底铲除神秘化和曲解的根源｡这个根源是缺少一个关于创造力概念的严谨､标准的定义｡就好像清除蒲公英一样,清除地面以上的枝叶只能一时有效,而只有连根拔起,才能将问题彻底根除｡正如R.L.Williams强调的那样:“高层次的认知建构表面上看吸引力巨大,但是,它的实用性取决于其定义及评估程序的清晰､可靠｡”[8]
确定一个通用定义并不容易,但它的潜在效益要大于创立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任何困难｡一些批评家可能担心统一使用通用定义会扼杀关于天才与天赋属性的辩论,但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比如,在特殊教育领域里已经大致实现了通用定义的普及,但是研究者们还是经常讨论和修正这些定义和相关术语｡我们应该期望相同的情况发生在超常教育领域｡幸运的是,美国国家天才儿童协会有一个专门小组正在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得到大家的密切关注:在统一定义与术语方面,我们想知道该小组的研究工作可否为其他国家的相关努力树立典范｡
(二)缺乏对情感因素的关注
第二个主要障碍是仅仅根据智力因素去定义超常儿童和成人的趋势｡由于将天才､天赋与成就混为一谈,教育学家及天才拥护者们制造了一种忽视情感因素的局面,以至于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无论我们怎样施教,超常儿童一定会成功｡如同Plucker和Levy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文献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未能开发个人才智､无法实现个人发展的一些天才生的研究｡此外,即使是最开朗､最有天赋的个人也要面对许多因为天赋给个人带来的诸多不如意｡事业成功､人生幸福和自我调整是一个需要克服种种普遍存在并且错综复杂的挑战的过程｡”[9]
虽然情感的重要性可能被过分强调,但是理解超常儿童的情感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如何使天资得到最有效的开发是至关重要的｡
有学者指出,超常儿童在学习方面,尤其是数学领域,拥有比普通孩子更积极的态度｡有趣的是,超常儿童的学习态度与他们在语文､数学､英语以及物理上的学业成绩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然而,中等学生的学习态度却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10]对于那些寻求给超常教育创造一个最优化的教育环境的教育工作者们,这一关于学生情感态度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大借鉴意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应将“健全人格”和“才能出众”一并作为超常教育的努力目标｡[11]
我们的科研小组一直致力于学生情感中关于参与意识的研究｡自2003年起,我们就开始在美国进行一个关于高中生参与意识的调查项目｡经与华东师范大学庞维国教授的合作,一个中国版的高中生参与意识问卷调查在中国11个省16所高中的7886名学生中展开｡我们将这些调查结果与美国27个州118所高中的66062名学生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为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分别从样本中选取1391名自我报告成绩较高的中国学生与9398名类似情况的美国学生进行比较｡对比较结果的详细描述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但是下述结论会很好地描述和总结该项研究｡③
当学生被问到“你是否曾对课堂产生厌倦”时,52%的中国学生回答了“偶尔”,而将近一半的美国学生却回答了“每天”｡而学生对于产生厌倦感的下述归因也存在着文化差异:(1)认为教材枯燥乏味(美国学生84%,中国学生53%);(2)认为教材没有实用价值(美国学生43%,中国学生21%);(3)认为与教师缺乏交流互动(美国学生35%,中国学生56%)｡美国学生趋向于将厌倦感归咎于缺乏挑战性(52%比之于19%的中国学生),而中国学生则更愿意归咎于过于富有挑战性(26%比之于19%的美国学生)｡
学生还曾被问到某些活动对他们的重要性,而且让他们估计每周投入多少时间从事这些活动｡比如,学生被问到“做书面的家庭作业”对他们有多重要时,有趣的是,58%的中国学生和66%的美国学生都认为这是很重要或者最重要的｡然而,有57%的中国优秀学生报告说每周花费不少于10个小时的时间做书面作业,而只有14%的美国学生作出这样的回答｡因此,在写作和做家庭作业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优秀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些结论表现了美国和中国学生在学习态度和校园生活上的重要差别｡这些数据有助于教育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每种文化中才智开发的社会环境——既包括共性也包括差异｡
(三)缺乏评价和政策研究
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超常教育进行可靠评价与相关政策的研究的缺失程度令人震惊｡我们看到极少的信息涉及何种规划和指导能促进超常教育的发展④｡[12]尽管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13]但是教育者们还是未能充分了解在特定的环境中哪种教育策略能有效促发天才表现｡虽然有关超常教育与智力开发的“已知问题”的研究做了不少,也很值得关注,但是我们仍有太多未知的问题｡[14]
在美国,一种由大学组织而专门为天才学生开设的暑期提高课程受到青睐(通常面向初中和高中学生),如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青年人才中心和杜克大学的人才鉴定项目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课程或活动｡[15]然而我们却很少对未参加这些暑期项目的天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其效用,尽管这种研究将非常有利于这些项目进一步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效益｡同时,假如有证据表明这些项目有积极效果的话,也将有助于相关机构向学生及家长推介他们的服务｡
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为天才学生而设的一项重要资助计划——贾维茨资优学生教育计划(JavitsAct)｡二十多年来,该计划资助了几十个示范性项目,主要面向少数群体和贫困学生｡不幸的是,集体智慧很少在这些项目中得到展现｡然而,贾维茨资优学生教育计划同期也资助了国家天才研究中心｡在该项计划资金的支持下,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研究｡[16]这些研究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有力地表明评价研究是必要的,也能得到很好反响,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愿意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为天才学生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培养计划,现今历时已久｡如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第一个超常儿童少年班;1984年,天津创办了第一个小学阶段的超常儿童少年班;1985年,西安交通大学创立了超常儿童少年班;1985年,北京创办了第一个中学阶段的天才少年班｡[17]尽管有超过30年超常教育的丰富历史经验,对如何确立对超常儿童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这一问题,学术界和教育者们还是深感困扰,不得其解｡如今,中美两国正在共同努力拓展相关领域内的研究与评估,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和对儿童天资开发的能力｡
二､为何超常教育缺乏政府资助
笔者在与世界各地的超常儿童教育拥护者的会谈中经常听到对教育决策者的抱怨:他们不了解超常教育,对天才和才赋持狭隘观念,而且很少能够全面而又成功地看待与阐述超常教育｡此外,在大多数国家,一旦经济状况稍显低迷,决策者对超常教育的有限支持通常就会叫停｡⑤从表面上看,在大多数国家和教育系统中,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这些批评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也是不够公平的｡各级的决策者都是些公务繁忙的人,他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解决来自选民和纳税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复杂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决策者还是对超常教育和人才开发相当关注｡然而超常教育的拥护者们首先不能对天赋､天才和创造力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其次,他们趋向于将才智主要作为一个学术或者认知领域的术语来讨论;最后,拥护者们也不确定在某些条件下哪一种调整策略对发展超常教育是最有效的｡我们只有进一步有效地明确目标,并且研究如何最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才能让决策者和我们自己免于困惑与沮丧,最终使超常教育摆脱长期缺乏政府资助的困境｡
三､结论
为什么要营造支持超常教育的文化?重视才智的文化拥有明显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其民众要比那些不重视才智的文化中的民众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⑥然而重视才智和重视才智的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美国为才智开发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支持,包括经济基础(一个灵活的,重视竞争的创业系统)和精神方面(容纳多样性和冒险精神,鼓励通过努力工作得以晋升)｡但是美国却几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天资与才智的文化｡事实上,很多时候,美国的自由移民政策会被认为是造就“美国式成功故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个人(那些已经充分开发出个人天赋的人)已经移民美国并且活跃于美国的经济生活｡这有效弥补了美国本土超常教育的不足,但是修改移民政策的提议以及世界上最具才智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留在美国的事实,使得超常教育文化氛围的营造势在必行｡笔者认为,中国也在因循一条相似的道路,即虽然实施了必要的政策和项目支持超常教育,但时下仍然缺乏一个自觉的能够促进长期发展的计划｡
要解决这三个障碍,首先,需要找到天赋､天才以及创造力等概念的通用定义,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对我们的目标有一个共通的理解;其次,必须承认天才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概念而非仅仅是学习成就上的或者认知性的;再次,我们必须有效地做好成果的评估工作,从而做好超常儿童的扎实培育和后天开发工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数据,以便他们能在教育和社会的大框架下统筹协调相关问题,从而有助于营造一个持久的､机制灵活的超常教育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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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系笔者在“上海教育论坛”上的报告稿修改而成｡笔者特此向论坛的组织者和与会者的积极反馈表示谢意,也特
此感谢Ethan Yazzie-Mintz, Boyd Hegarty,龙海鹰和钱美华对此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王一敏在中文文献回
顾､翻译与评论的过程中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① 为行文之便,笔者在文中交替使用“超常教育”(gifted education)和“才智开发”(talent development)｡也
许,会有人持论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淆,本文无意涉及此类讨论｡
② 本文在翻译过程中,仍主要使用”超常教育”作为”gifted education”的中文对应词,因“超常教育”是《教
育研究》､《心理学报》和《中国特殊教育》等中国核心期刊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用语｡(译者注)
③ 有关这一项目更多的信息,包括中文版的第一次调查结果,请参见:http://ceep.indiana.edu/hssse/.
④ 这一点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均有所体现,其中包括高等教育｡
⑤ 这一现象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经济低迷的时期也许正是需要加强超常教育的时候｡
⑥ 有关另一相似讨论,请参见: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M].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