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础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应界定
创新人才有层次、类型之分，不要说高申阶段，即使到了大学阶段，也只能说是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阶段。
《上海教育》：您在2008年以“聚焦志趣、激发潜能”为突破口，率先在上海中学开展了“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作为先行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唐盛昌：我所理解的创新人才，是指在某个领域有可能做出开创性工作的人才。“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力求从一般意义上的“尖子”选拔与再加工的旧模式中解脱出来，突破“应试教育”的藩篱与“学科类竞赛”框架。对于创新人才，我觉得有两个重要概念需要厘清。
第一个概念，创新人才培养前面要加上“早期”两字。一个学生究竟是不是创新型人才，很难在中学阶段就表现出来，小学、初中阶段关注学生兴趣培育，高中阶段逐步聚焦学生志向与兴趣，大学阶段凝练学生专业志向。所以，创新人才有层次、类型之分，不要说高中阶段，即使到了大学阶段，也只能说是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阶段。中学阶段的早期培养是对这些学生甄别其可能性，而对于未来，谁也不敢打包票。
第二个概念，笼统提创新人才并不合适。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各个领域专业区分非常明显，在高中区分学生发展领域，到了大学还可以转方向。上海中学自1990年始，每年从上千名学生中选拔40多名组成数学班，创设专门的课程进行培育，从1998年开始每年又从数学班挑选10余名数学领悟能力强的学生组成数学小班，进行小班化教育，并对其中涌现的3～4名具有数学强潜能、高天分的学生进行个别化教育。在高中阶段，一个学生大的方向已经可以确定，但这些学生即使在数学领域表现出是一个苗子，我也不敢说他在其他科技领域也是一个创新人才。培养科技人才的方式和特征与培养经济领域人才、培养人文领域的人才是不一样的，培养专业科技人才与培养比尔•盖茨这类复合型人才的方式又不一样。现实中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式，目前我们说的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基础教育科技领域早期创新人才的培养。
二、培养创新人才应改变现有课程
当今世界课程改革的趋势之一就是课程越来越多样，这是中外课程第一个巨大的差别，只有多选择性的课程，才能谈到适应学生发展。
《上海教育》：您觉得在上海中学的国际课程实践中，创新人才培养在哪些方面是最值得借鉴的？
唐盛昌：目前对创新人才培养主要有三个问题：以学科竞赛作为惟一的判定标准，对有潜质学生的早期淘汰（在总分标准前过早岀局），对学生智能的不当引导（过于关注优势智能而忽视全面智能的开发，对学生优势智能的错误判定），对有创新潜质学生引导不力（知道学生创新潜质在哪而没条件、能力引导）。我国科技领域出人才几率相比国外要低得多，这里面首先涉及课程方面问题。当今世界课程改革的趋势之一就是课程越来越多样，这是中外课程第一个巨大的差别，只有多选择性的课程，才能谈到适应学生发展。
所谓课程的高选择性，是指学生在具备一般学历的情况下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更宽的宽度在某一个方向学得更多内容。其特征包括，其一是构建在“学科群”思想引导下、基于共同核心内容之上的高选择性课程。
其次是兼顾个性潜能与差异性的层次选择、科目选择。从国际主流课程体系来看，其选择性内容在所有课程中所占比例在45%～55%之间，这种选择性是全方位的选择，并不单指内容。IB数学内容分为四个层次，学生只需从其中选择一个层次作为自己IB全科课程的一部分，从其对各层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岀其层次的分类依照了两个标准，即学生的标准水平与未来发展方向。在IB课程中，物理、化学、生物只要学一门就行，这个观念在我国中学里是无法接受的。
第三个差别是课程设置的水平。这个水平并不是单单指难度或者深度更多的是两者对现代科学的理解观点不完全一样，我们“经典”的多，国外现代的多，所以在理化生的教学目标、水平、实验课程有70%内容是不同的，这也表现出四个特征：
一是更新快，内容新。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教材每隔2～3年会有一次改版；每隔6～8年会有一次全新编写，几乎60%的内容都要更新。在内容设置方面，如AP生物学科教材有专门的章节讲述现代生物技术和基因组学，从分子克隆技术讲到干细胞研究，乃至miRNA（微小RNA），siRNA（小干涉RNA）等最前沿的科技，以及人类基因组学和仍在进行中的各种模式生物的全基因组测序等。
二是根据学科结构的变化，重新审视与变更学科基础内容。学科结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学科基础知识的定位，我们原来认为的基础知识大多已经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要么深入化，要么被边缘化，甚至有了本质性的变革。
三是以学科结构的变化推进学科教学结构的变化。以化学学科为例，我国化学学科仍然以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表为主线进行编排，而美国主流化学教材则以化学学科为主线，仅用了一章来介绍元素，将所有与该学科相关的理论知识整合至教材。这种变化已经在其教学结构中有了清晰体现。
另外在实验学科教学中大量涉及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如AP生物学科教材中大量采用了通过电子扫描显微镜、电子透射显微镜以及共聚焦荧光扫描显微镜获得的照片等。
《上海教育》：如今中国学校中开办各类国际课程方兴未艾，您对此有什么体会和看法？
唐盛昌：从国际课程实践探索的情况来看，原先主要是针对境外学生进行实施，后来集中于学校为吸引留学海外的生源而不断拓展。从当前的实践看，学校教育国际化探索主要有三种。一是全面照搬国际教育中的某些做法或课程，聘请熟悉该国教育或国际课程的外国人主导并实施，这种做法有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更多的是将办学变成让中国学生顺利留学的培训活动。二是引进某些国际或国别课程，根据学校具备或可争取的条件，中国化的加以实施，这种改造有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校发展，如通过课程比较，明确了课程改革的切入口。但有些由于过于本土化而难以与国际教育衔接，或将学校变成了留学预备机构，不可能形成在国际教育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三是关注引入国际教育中的先进元素，注重适合国情、校情的改革，以中国人自主管理为主导，形成自身特色与亮点，既能与国际教育衔接，又有与国际教育对话的空间，推进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与水平。
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应把研究视角集中于一些优质高中为培育国际化人才奠基上。从国外的国际课程实施质量情况来看，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基础好的优质学校。在英国、美国，开设AP、IB课程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学校是否高质、成为学生选择学校的重要衡量标准。现在对于国际课程存在一些误解，比如许多学校开设了IB课程，但其原本目的是针对国际化的优秀学生，而并不是一种大众化的普及教育，再如美国AP课程，应是高端定位课程，而并不是进阶先修课程。所以，我国高中实施国际课程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要摈除“应试味”，真正从人才的成长需要出发把握国际课程的要旨。
国际化的教育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引进的层面，核心在于学习并自主创新的过程。因为引进只是国际化的一种手段，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解剖国外具体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甚至是每个教学细节的基础上，将其优秀的经验理念和我们的教育理念相结合，办出有东方特色、上海个性的国际化教育。
三、需要培养建设者更要培养接班人应为社会共识
如何早期发现和培养各个领域具有统领气质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都找不到答案。
《上海教育》：您长期担任上海中学校长，曾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勉励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您觉得上海中学和其学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唐盛昌：我一直在思考，对于像上海中学这样的公办学校，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思考点是有关我们教育的价值取向。创新人才永远是只占人群总数5%左右出类拔萃的有个性的人。社会的发展、构建创新型国家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提出，要求对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有新的思考与布局。我们既需要各行各业的高素质劳动者与一般创新人才，更需要高层次的领军人才与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专门人才的早期培育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早起培养必定是有差别的，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既包含科技类的，也含有人文、社科类等多种类型。我们传统高中的培养目标，实际上还是强调培养学生学科知识与能力。现在我们聚焦在科技方面的创新人才，那么金融类的创新人才、政治类的创新人才我们现在有没有学校进行早期培养呢？
我们对于探索与冒险精神等等缺乏研究，我们的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主要是以培养建设者为目的，我们的优秀学生到美国去基本上只是高级打工者。如何早期发现和培养各个领域具有统领气质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都找不到答案。
《上海教育》：如今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更多地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基于教育公平的压力，您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唐盛昌：这就是第二个教育公平的思考点。目前看来，社会对公平的理解还停留在所有人接受同样的教育这样的层次上。人的培养必然有差异，我们在体育上可以接受，但是在智力领域就反对。公平不把人的差异性考虑在里面，对中国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无法将每个人的潜能发挥岀来。
所以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的社会舆论是否接受身边存在一所早期培养高端学生的学校？我记得10多年前考察过韩国釜山科技高中，这所公办学校四百多个学生，当时一年的教育经费要超过一亿元人民币，韩国社会对此并没有质疑。韩国有16所这样的科学高中和19所外语高中，美国根据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设立“蓝盾学校”“科学高中”“人文学校”“州长学校”等。
我认为，关注优秀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与当前我国推行的基础教育均衡政策并不矛盾。基础教育均衡化，并不等于“教育平均化”。教育发展水平通常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上海中学的30个数字化创新实验室、课程选择性的提高，都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教育发展可以领先时代但无法超越时代，实验性示范性学校今天正面临转型的问题，需要更多地聚焦于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养。
四、创新人才培养应有顶层设计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既需要“顶层改革”，给予政策上、理念上的支持，又需要“底层改革”，各级各类学校能餾采取相应措施将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上海教育》：从“钱学森之问”到聚焦高考改革，您心目中创新人才培养与教育应如何？
唐盛昌：单纯讨论高考的改革，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下位的，教育中真正上位的问题是教育方针和指向。首先要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无论是“钱学森之问”对当前教育的拷问，还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与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现实需求，应该考虑将最高端人才的培养问题放在怎么样的地位。优秀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己经成为学校教育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涉及到教育行政部门、社会与学校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思考，付诸行动才能在改革上获得突破。
其次，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中学与大学相衔接。我们的大学将“Liberal Art Education”翻译成“通识教育”，并大谈特谈，我都感到脸红。原本以人为本的个性教育，成为了以知识为聚焦点的“通识”，这是根本性曲解。上海中学学生与其他高中相比高中毕业出国率很低，但到大学毕业他们都会留学，我问过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表达了对中国大学的无奈。再比如，无论是从知识更新的速度，还是从创新成果出现的黄金阶段来看，都需要我们对人才培养周期有新思考。上海中学赴美国留学的学生，在美国读完大学，至少拿到双学士，甚至是硕士，然后第五年就开始读博士，不少学生25岁左右就能接触前沿领域。一个人干事业、出创新成果，25岁左右正进入黄金阶段。按照我们国内现在的人才培养周期与体制，许多有天赋的学生难以在这个阶段进入前沿领域，取得创新成果。
第三，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既需要“顶层改革”，给予政策上、理念上的支持，又需要“底层改革”，各级各类学校能够釆取相应措施将理念真正落到实处。人力资源强国视野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是一个需要从多个方面加以研究的课题。一些目前宣传的学校教育经验因为得到了太多的特殊政策，并不具备普遍性。不同类型的学校完全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人才的早期培育规律，形成切合时代发展需求、富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的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的要求是不同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要以此作为发展主线。对一般的孩子来说，重在培养创新意识。至于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体制建设的重要程度，则要根据不同的培养要求来定。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只是培养创新意识，我想对实验室的要求就不会太高，而要培养创新能力的话实验室就非常重要了。
由于量和惯性，教育在短时间内只能逐步扭转、循序渐进。根据不同地区选好策略，分步推进。从改变教育观念入手，需要有更大的魄力，面对更大的难度，更需要每一个教育者找到一个合适途径真正把教育办好。